【摘要】“默顿命题”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1938年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揭示了近代科学文化形成中宗教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然而，“默顿命题”建立在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社会和文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不能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使得中国完成近代科学文化的转型之路迥异于西方。
　　【关键词】“默顿命题”  文化转型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49-0091-02
　　自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后，“默顿命题”便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将“默顿命题”引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沿着默顿的思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挖掘“默顿命题”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启示[1]。不过，在笔者看来，“默顿命题”是“土生土长”的西方命题，根植在西方（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其理论和观点并不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中国科学文化的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实际上走了一条与17世纪英国完全不同的路。“默顿命题”之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正是中国道路有别于西方道路之一例。
　　一、什么是“默顿命题”
　　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英格兰的清教对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清教激励科学”，清教把科学提高到智识追求的顶峰，赋予科学研究以宗教意义，改善了科学生长的文化和舆论环境，引起了英国社会对科学的广泛兴趣;二为“清教徒偏爱从事科学”，清教徒偏爱科学研究，更乐于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默顿的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总而言之，“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之中增进了现代科学”——这就形成了“默顿命题”的基本涵义[2]。
　　二、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之路
　　17世纪英格兰科学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对应于中国的19世纪后半叶，即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代之前的明清时期，虽然也有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西洋“格致学”的传播，但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且基本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推理为主，还不是培根式的实验科学。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舆论环境还被儒家传统所统治，文化的特点是静观的、沉思的、冥想的，或说是东方式的。学者们重视古典文献、道德修养和“王道”政治理想，忽视技艺、实验和自然科学。学者们的核心信念是“学而优则仕”，对自然界的探究仅零星见于个别笔记;更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圣贤教训，“坐而论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特质。古希臘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要广泛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自然，进而发展出“分科科学”和博物学传统：大量采集自然界中的标本并进行分类和研究（在中世纪仍然没有中断）。而在儒家中国，博物学只能对应到中医的草药采集（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医生群体当时并不属于学者、精英圈子，地位不高（宋代学者-精英圈子中流行一时的“金石学”在形式上接近于博物学，但他们看重的主要是其文学价值而非科学价值[3]）。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格竹子”的事迹生动地展现了传统儒家对自然物体的态度：王氏为验证朱熹“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之说，亲格院中竹子三天三夜，未得一理，于是放弃理学，创立心学，不着于物，直指人心，见心即见理。
　　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是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由鸦片战争开启的西方文明入侵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使得学者、精英阶层被迫对自己的一些立场进行改变，他们在西方武力的逼迫下逐渐从认为西洋技艺“奇技淫巧”转变为把后者当作自强富国之术（然而传统文化的惯性产生了顽强的抵制，乃至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学者、官僚所持的仍是“中体西用”说，不肯把西洋科技上升到能与传统“圣贤之学”相比肩的地位）。标志着传统知识的地位被西方自然科学所取代的重要事件是1905年前后的废除科举事件（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请废科举，至1906年正式废除），此后学习传统儒术的学者们彻底失去了靠掌握四书五经来晋升仕途的机会，反之，效法西洋科学与技艺的新式学堂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废除科举与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相前后，而后者作为清朝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出国访问无疑显示了满清当局对西方器具和制度的重视（五大臣中为首的载泽被封“镇国公”，其妻为光绪皇后隆裕的姐妹，是一位深得慈禧信任的皇室亲贵，出洋后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
　　笔者认为，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开端和标志是非常妥当的：“鸦片”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失败、经济失败;而“战争”直指中国的军事失败——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正是在经济和军事双重失败的逼迫下开启的。或者说，中国是在原有文化失效、面临新文化冲击的条件下被动进行的文化转型：被迫逐渐接受和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这种转型从一开始便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外来性。取自外界的强制移植，而非本土自生;其二，目的性。移植之初就抱有强烈的实用心理，“师夷长技”，富国强兵;其三，集体性。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与集体共存亡，家与国在命运上相互捆绑）[4]。
　　因此，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都是一批热忱的爱国者，这与欧洲很多科学家出于个人爱好、兴趣、好奇心、社会流行风气而研究科学完全不同（与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科学家们从事研究的原因也完全不同）。在欧洲，往往是少数科学家先进行个体性的研究，随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再后带动和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引爆一时潮流，而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最终逐渐转型。而在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狠狠地刺痛了国家和国民，然后少数志士仁人开始冲破旧有藩篱，，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以图抵御外侮、自强自立;他们不是在社会文化的自生转型中从事研究、增进知识，而是在旧的社会文化突然失效下，自己先行转型（并快速产生实用性成果），然后再强制性扭转整个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