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国策》以其鲜明的人物刻画、生动的历史纪录、独特的语言风格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展现了战国时期广阔的社会风貌。但是与此同时，《战国策》也曾因为其重法轻儒而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本文将针对《战国策》中的“非儒”思想来进行一些论述，主要通过《战国策》中的“西周策”来进行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战国策》  西周策  非儒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29-0118-03
　　一、《战国策》中的“非儒”思想
　　（一）何为“非儒”
　　“非儒”，顾名思义，即为反对、批判儒家思想。在《墨子》中就专门有《非儒》一篇专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很有趣的是，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由是观之，墨家本产生于儒学背景，而后却重新创“墨家”，并且“非儒”倾向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愚以为是儒墨两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儒家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墨家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阶级的对立导致了二者虽然都提倡仁义，却终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墨子·非儒》一篇中有言：“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这里可以看出，“非儒”体现了对儒家严格区分等级而讲究尊卑有别、通过等级来划分“爱”的标准的不屑，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和“仁爱”之下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讽刺儒家只是空谈仁义道德，而非真正的“仁爱”。
　　（二）“非儒”在西周策中的体现
　　首先，在礼仪方面，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认为“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重要方法，力求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对于与人交往，更强调“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①，可以看出在待人接物乃至国家间的交往，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仪的。然而，在《战国策》中，儒家所倡导的礼节变成了策士们权谋的手段。
　　譬如，在《西周策·楚兵在山南》中，楚将吾得“将为楚王属于周”②，面对楚国的挑衅，策士向周君的建议为“令太子将军正迎吾得于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②先是派太子率领军队到边境去迎接，然后君王再亲自出城迎接，这对于对待一个别国的将领而言，已是表现了无上的尊敬和至高的礼仪了。然而，这如此完备的礼仪只是一个假象而已，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天下人认为周君很看得起吾得，好让泄露给楚王的消息——“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谋”②更有说服力，以此来设计吾得，让楚王惩罚吾得。由此看来，在《战国策》里，儒家所倡导的礼仪仅仅是他们权谋的工具，一切都为了游说自己所侍奉的国君、保证自己能够生存而服务，为了功名利禄，策士们已经不再受这些封建道义的约束了。
　　其次，对于儒家面对战争的态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这样一处描写：“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③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士出使的目的应该是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保卫国家。
　　而在《战国策》中，大多都是讲述的策士们为各诸侯效力、出谋划策之事，外交也就被功利化了。为了自己所效力的诸侯国，策士们会煽动一国去攻打另一国，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与别国交好。他们分析好各国时局，让自己所侍奉的诸侯趋利避害;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来游说诸侯、游说别国，让自己能够尽快被取得信任，让所侍奉的诸侯国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因此，各策士在各诸侯国间挑起战争也是常有的事情。
　　最后，对于将士对国家的态度，《战国策·西周策》中也展现出与儒家相悖的地方。孔子对于真正的“士”有这样的态度：“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由是观之，在孔子眼里，真正的士应该“治国、平天下”，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有所贡献，为国家安危着想。
　　然而，在《苏厉谓周君》一篇中，当白起奉命要率军攻打魏国之时，为了使白起退兵，苏厉却以“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不出也。”②来劝说白起不要攻打魏国。虽然苏厉的考虑是当魏国战败，西周便没有了保护的屏障，那么西周就危险了，是为了西周国着想的，但是换一种角度，对于白起而言，此番言论是与儒家思想完全冲突的。若白起称病不战，就是为了维持自己昔日的荣耀，害怕自己一次战败而名誉受损，为此而欺君，也是忤逆了自己君主的意愿。
　　二、《战国策》“非儒”之写作特色
　　（一）善用修辞
　　《战国策》中策士们的语言多华丽，而在这华丽的语言背后，必然需要语言技巧的支撑，故《战国策》在策士的言语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一篇中，邹忌便以自身为例劝说君主纳谏，希望君主能够兼听他人之言，广泛纳谏。开篇先写邹忌外貌之俊美，然后写他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自己不相信，见到徐公之后自惭形秽，然后悟出妻、妾、客人三者各自的立场使他们不能真实地说出自己与徐公到底谁更美。以邹忌自己为例来规劝君主的方法是巧妙的，如此避免了直言快語给君主带来的不快与尴尬，也让君主自然地明白问题出于何处，应该如何去解决，以小见大，从家庭琐事上升到国家的治理，眼界开阔。
　　同时，除了以策士自己为喻，《战国策》中更多的是以动物、植物或生活中所可见的其他事物为比喻，运用比喻、寓言等来对当下的形势进行引导和梳理，不但使君主认识到事情的关键所在，并且语言循序渐进，极富说服力。例如《战国策·楚策四》中《庄辛谏楚襄王章》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②以“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为例说服楚襄王不要贪图享乐，要将重心放到治理国家上来，生动而有说服力。
　　（二）语言风格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