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诺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倍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为救亡图存，大批仁人志士掀起改革浪潮，从而出现了晚清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认为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社会最终的出路。因此，改良与革命成为晚清社会最富争议的话题。本文从晚清时期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出发，论述晚清社会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改良与革命 新陈代谢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45-0008-02
　　一、引言
　　自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不断遭受西方船坚利炮的冲击，被迫沦为列强的附庸。中国名存实亡，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世纪60年代，以大清官员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建造枪炮厂，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大清王朝的生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惨遭失败，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洋务派的势力遭到打击。资产阶级改良派趁势崛起，大力倡导清廷实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部分人士组成革命派，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与改良派争锋相对。两个派别都坚持各自的理论，并进行了各自的社会改造，两派的努力都对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
　　19世纪末，在洋务派势力趋于衰落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几乎同时登上社会舞台。这两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有着各自的发展路径，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各有其变化。从根本上说，两者改造社会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认为应该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前提是保留清朝的统治势力。后者认为应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针对“晚清社会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进步”的问题，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两派的争论爆发于20世纪初。此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所进行的戊戌变法遭到了慈禧的镇压，维新变法宣告破产。接踵而至的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举激起了革命派的愤怒，使得革命派更加坚持反满革命的主张。而此时的康梁仍然认为革命只会徒增中国的伤亡，导致社会的动荡，只有改良才是解救中国的良法。“拥清保皇”的改良派与“反清革命”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论战。
　　革命派从民族的角度出发，指出满族入主中原，对中国实行实质上是异族统治。清政府在国内各地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和劳动剥削，这是把中国当作“一朝一姓”之国。清政府对汉族人的忌惮和压制，势必会导致人心涣散。人心不齐，国势衰微。面对外敌入侵，清政府步步退让，割地赔款，以求自保，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患。这样的清政府是没有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因此，在列强极力想要瓜分中国时，革命派提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实现民族平等，才能挽救落后的中国。
　　此外，革命派还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體，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此，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革命派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取代封建专制政体。孙中山在他的文章中对反清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作出了具体阐述：“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指出，即便清朝不是满族人来统治，革命党也要坚持革命的诉求，达到民主共和的目标。这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富强的关键一步。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革新，革命派还从经济的角度，指出封建土地制度的弊端。在封建制度下，地主恶霸占领土地，导致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农民受到地主的压制和剥削，从而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因此，只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平均地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从而发展社会经济。
　　因此，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革命派通过建立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积极宣传革命理论，这激起了改良派的不满。
　　同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改良派却及其反对革命思想。他们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决定了社会变革的最大限度只能是改良。即应该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暴力革命不仅加剧社会危机，使中国局势更为糟糕，而且会加剧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从而使中国彻底走向灭亡。
　　针对革命派打出的“反满”旗帜，改良派提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满族与汉族均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革命党不能把满族统治中原视为异族统治。梁启超认为：“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族在进入中原后大多已经汉化，可以称为一种混合民族。此外，梁启超认为清政府并未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现在的大清律法已经承认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可以享受特权。因此，为维护清朝的统治，改良派反对民族革命，并通过一系列的言论进行反驳。
　　针对革命派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的旗帜，改良派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无法实现共和政体。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历史上的中国长期以来都在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中国国民接受的都是专制统治的领导，人民素质参差不齐，素来没有民主自治的传统和能力，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政党进行有力的统治，因此，根本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社会条件。如果冒然实行共和政体，则必然会“酿全国之骚扰，抢抢攘攘，国无宁时。”改良派认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冲动革命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除此之外，革命必然会引起列强的注意。列强本来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再加民众对遭受外来侵略积怨已久，革命的爆发必然会引起国民排外事件，从而招致列强的干涉。梁启超指出：“列强的干涉无论从何种方面进行皆足以败革命之事业而危国家之地位，然则今日昌言起革命军者，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无损于满洲人之毫末，而徒予外国人以莫大之机会。”因此，革命不是救世良方。君主专制虽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但就中国国情而言，只有“开明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才是救国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