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宁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及大调整中，文化在主权国家的综合实力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艰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作为现代文明传播者，要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及教育实践的开展要基于外语学习的取向、制度、模式并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文化安全 文化认同 外语教育
　　【Abstract】In the era of major development，major changes and major adjustments， culture has a special role i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As the conveyer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based on security maintenance.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teaching practice aim at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culture security； culture identit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基金項目】本研究得到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国际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顶层设计略研究》（SGH13192）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23-0109-02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迈入了全面国际化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学者及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家间的技术援助与项目合作。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一方面拓宽了本国学习者的专业视野，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而使本国文化面临安全保障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如何建立一流的外国语大学及一流的外语学科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国学大师张岱年指出：“经济趋于全球化，但各个民族必须保持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立性”[1]。文化全球化，而非文化一体化，要保持不同文化的并立并存，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动态平衡，同时要维护外语输入国的语言文化安全。
　　一﹑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安全及高等外语教育政策
　　“认同”具有多维度。基于心理学角度，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文化认同是个体或群体界定自我、区分他者、增强彼此同一感的群体标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2]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语言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承载着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相对于国家硬实力，文化安全是软实力资源①，学界对其定义不一，总的来说包括广义及狭义的概念界定[3]。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等免受内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及颠覆，从而保障主权国家享有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与国家政治、经济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系统，且在群众中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则是指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文化要素不受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及扭曲，以保证主权国家在国内外享有合法性认同。狭义的定义相对内容单薄，不够充分。学界普遍认可并使用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广义定义。
　　外语教育层面上的文化安全体现为文化的双向性，不同文化间平等的交流与互动，旨在共同发展[4]。在我国外语教育实践中，充分学习外域先进文化成果，同时要避免我国外语教育体系被西方教育体系所同化或解构，维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和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双向”的桥梁作用。不仅是“师夷长技”，舶来文化，更重要的是维护并发扬本国文化特长，基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立场开展外语教育活动。纵观各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其在维护母国文化安全方面特点鲜明。在美国的外语教育体系中，并未将个别外语“独树一帜”，而是各门外语“百花齐放”。美国的外语政策及立法体现“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5]，其近几十年每项教育政策的推出无不旨在确保其在各领域的霸主地位、国家安全。加拿大毗邻美国，饱受美国的文化冲击，其政府自建国以来就坚持多元文化原则，尊重境内文化共存并立法予以保护[6]。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同化阶段、融合阶段及多元发展阶段，是成功的语言政策实施范例，引起国际语言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7]；二战后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为确保州际间的学生流动、促进德语推广以及维护德国国际声望而进行政策制定[8]。日本在外语引入和教育中，显示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日本对于外语的学习策略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9]。日本外语政策的演变见证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寻找定位、探索自身发展的历史。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建国初期俄语教学的独领风骚，改革开放后， 英语教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主导力量。进入21世纪，对于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的过分强调，使外语学习过热，对我国传统语言文化及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随后我国外语教育进入了重新定位阶段。反思外语教育政策，保障国家利益进入研究和实践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