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震
　　【摘要】解放战争期间，苏中两国围绕旅顺大连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争夺。总体看来，苏联与地方势力之间基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苏联为实际控制者，地方势力仅仅作为苏联的一种控制工具而存在；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则充满龃龉，为了阻止美国势力渗入东北，苏联竭力阻挠国民党接管旅大；苏联与共产党方面则是既合作又斗争，但由于两者意识形态和长远利益的一致，又呈现出合作大于斗争的态势。
　　【关键词】解放战争 旅大地区 中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45-0063-02
　　近代以来，旅大地区的控制权迭经变化，先是俄国强迫清政府租借两地，后经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取得了该地控制权，直到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又取代日本掌控了这一地区。在1945年至1949年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旅大地区也呈现出了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苏联、中共、国民党、地方势力四者之间围绕旅大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争夺，对于这样一个案例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从微观角度观察认识解放战争时期国际国内的形势。
　　一、苏联与地方势力的关系
　　日本宣布投降后，大连地方势力立即行动，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成立了以张本政为会长的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之后不久，旅顺、金州也都成立了“维持会”一类组织，会长大都由日伪日期当地的头面人物担任。在当时形势混乱、局面不稳的情况下，这一类组织可以充当苏军维护社会治安的助手，因此得到了苏军指挥官的许可，不仅领取了枪支，还控制了各区的警察署。
　　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之后，苏军开始谋求在当地成立自治机构来管理社会事务、恢复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选中了大连商人迟子祥来担任市长。对于这个人选，中共旅大地委提出了异议，然而苏方却以这项任命已经斯大林认可为由拒绝了中共的建议。事实上，苏联如此安排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表明地方政府的民选、中立性质，不给国民政府和美国以口实，从而避免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二是对于将旅大所有行政权力尽数交付中共，苏联实际上也是有顾虑的，担心中共会采取偏激措施，从而影响到苏联在该地的核心利益。
　　在旅顺、大连市政府相继成立后的几年间，两地的实际行政权力掌控在苏联和中共手中，因此苏联与地方势力之间很少发生龃龉，不仅如此，对于他们的治理思路苏方一度还颇为欣赏。
　　二、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
　　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两国为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私下与苏联达成了关于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权益的秘密协定，其中包括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家化等内容。之后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两项协定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并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旅顺军港则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行政权属中国但人员委派需征得苏方同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开始筹备接管东北事宜。由于上述协定的缘故，国民政府认为既然旅大有苏军长期驻扎，因此两地接管事宜便并不紧迫。虽然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也派员到旅大建立起党部和三青团等组织，但其精力主要放在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战略要地上，对接管旅大并未立即执行。之后不久，国共争夺东北，由于此时国民党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为了加快进程，便急需通过海路运兵到旅大然后再转赴东北。此时，出于对美国插手东北的顾虑，苏方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用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到旅大的提议。国民政府虽然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苏方解释“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甚至于蒋介石亲自出面会见苏联大使协商旅大登陆问题，然而苏联却并不接受。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放弃在旅大登陆的设想，同时国民党方面也认识到苏联视两地为其禁脔，对两地的接收恐也难以如愿。
　　1946年5月，苏联自东北撤军完毕，苏方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表达了将东北地区行政权力交付国民党方面的愿望。但实际上苏联并不是真心要将两地交还，再加上美英两国对苏联施压，更加重了苏联方面对于交还后美国介入东北的担忧，因此在其后的接管过程中对国民党方面多加阻挠。由于此时国共双方已经在东北展开激烈争夺，故而能否派军警进驻旅大关系到接管的成败，然而苏联方面却要求派遣警察的数量及驻扎地点必须征得苏方同意，至于派遣军队问题，苏联借口“与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不合”加以拒绝。此后双方就该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决定先派员到两地视察后再做决定。
　　1947年6月，国民政府视察团到达旅顺。从一开始，苏联方面就采取措施限制视察团的活动范围与自由。对于苏联主导下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苏方意欲通过视察团的到访造成国民政府对其事实上的承认，然而视察团却拒绝与当地行政机构接触。经过十天的视察，国民党方面仅考察了少数工厂，其他大部分计划落空。通过实地观察，国民党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接受旅大一时殆为事实上之不可能，因此再未就接受问题与苏方有所交涉。此后随着在东北战场的溃败，国民政府也再未将旅大问题提上日程。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虽力图恢复对旅大地区的控制，但由于苏联方面的阻挠，最终未能如愿。虽然国民党也曾在两地发展过一些地下组织，但都被中共控制下的公安总局一一破获。因此，苏联与国民党方面在旅大地区的关系仅仅局限在外交领域。
　　三、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八路军十余万人陆续挺进东北。对于旅顺大连地区，中共东北局十分重视，于1945年10月委派韩光赴大连与苏军当局进行接洽，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尽快派人前来。11月，在苏联方面支持下，大量中共党员充实到了旅大地方自治机构中，取得了两地的实际控制权。从这时开始到建国初期，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5年11月到全面内战爆发，主要是双方在旅大建立起合作关系的时期，期间为了照顾国际影响，承担外交义务，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活动有所限制，中共党组织没有公开，金融、海关及新闻舆论也都由苏联方面直接掌控，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合作大于分歧，关系也较为融洽。第二个时期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下半年，這个时期两者的合作受到外来力量影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共出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更侧重于支前，而苏联则更倾向于发展地方经济，保证两地的稳定。双方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对方的一些措施表现出了不满，再加上缺乏有效沟通，终于导致了1947年11月的“刘、唐撤退事件”，中共与苏军当局的矛盾分歧表面化了。第三个时期是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重新审视并调整双方关系的基础上，两者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这个时期中共主动收缩，积极配合苏联方面的工作，政治姿态也放得很低，从而促进了两者关系的好转。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旅大地方党组织对于两地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从全面承认苏联的首要地位到强调旅大实质上是解放区。总的来说，两者的合作恢复了稳定，但在财政金融等影响中共支前工作的关键领域苏方始终未作出让步。第四个时期是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在全国的军事优势已经显现，苏联方面开始主动调整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放松对两地政治经济的根本控制，但也有了很大让步，如同意当地银行发行货币，中共党组织可以公开挂牌等，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据国内现实状况做了再调整。
　　总体来看，由于二者在意识形态及长远利益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所以其合作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但不可否认，苏联出于其地缘政治及自身利益考虑，对中共的活动进行了很多限制，双方的关系也绝非亲密无间，合作也从建立互信到产生龃龉再到互相调整，期间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从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来看，两者的合作关系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在旅大地区的配合已经初见端倪，可以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四、启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都是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不例外，为了获得在东北地区的权益，巩固其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美英苏三大国不惜以中国领土作为交换筹码，苏联更是在战后长期占领旅顺大连地区，这种行径实际上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难以避免的。
　　另外，国民政府在战后接管旅大地区以及中共力图实现对旅大的绝对控制时，都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阻挠和压力，这也再次证明弱国无外交，要想对外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自己的利益关切，首要前提就是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同时，对于本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做到寸土必争，否则就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我们分析这段历史得到的基本启示。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2]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3]党霞.《合作与冲突：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考察（1945—1949）》，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汪朝光.《战后旅大接收问题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2003年8月
　　[5]党霞.《旅大视察团视察旅大——抗战后国共的一场政治较量》，《党史纵横》，2009年第9期
　　作者简介：
　　郭震，男，1971年8月出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